中印服务外包长短之辩:关键在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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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广泛存在着这么一种企业,他们不属于中小公司,业已形成两三万人的规模,却在世界上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这就是此次“夏季达沃斯”的主题:“全球成长型公司”。
中印竞争:
绕不开的话题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闭幕式上宣布,此次共有127家企业入选,其中48%来自亚洲,25%来自美洲,20%来自欧洲,5%来自世界其他地方。
诸多亚洲经济体中,中印两国的竞争,是媒体的造势,还是事实发展到了一定态势,确实难以考证。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总裁Prannoy Roy在本届“夏季达沃斯”会议上感慨,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美国,速度是美国的三倍以上。
同时他也不无自豪地表示,印度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能够在由民主带来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当中,实现9%增长率的国家。
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炜对记者表示,实际上中印两国的外包服务还是面向两个不同的市场,印度主要面对美国,而中国主攻日本和亚洲市场,并无高低之分。
然而又有西方媒体撰文,惊呼印度已经进入“高端外包”阶段,要把制药业、飞机制造业和投行等西方高端人士的饭碗都抢走。
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印度每次都比中国要先走一步。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差距在哪里?
服务外包:
以员工为本VS隐形冠军
“我们公司的信条是‘员工第一,顾客第二’,”印度HCL科技公司中国区总经理Tim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意味着只有我的员工愿意做的技术,我们才会做。”
HCL科技公司是印度软件制造第五大公司,更因为他们的企业信条而成为了哈佛大学MBA教程的案例。
此套由公司CEO Vineet Nayar所坚持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使得员工离职率下降到16%,而那些在公司时间超过五年的员工,离职率更是低于5%。
此套系统的功效使得HCL公司仅用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就为欧洲空客公司的两款喷气式客机设计了一套备用导航系统。
“这个行业靠的就是人的智慧。”Tim对记者表示,员工的忠实性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公司用在每个员工身上的教育成本,Tim表示实在难以全部量化。“一般新毕业生来到公司后,一半时间还要接受技术方面的培训,一段时间后,通过考试的员工可以拿到硕士文凭。”
对于新的大学生,“HCL技术公司在他们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培训,等毕业就可以使用。”Tim表示。
实际上,中国也并不缺乏优良的工程师和例如东软学院的人才培育基地。天津开发区就与商务部“千百十工程”工作小组签署“中国服务外包天津培训中心”意向书,预计每年培训符合企业要求的服务外包人才1万~2万人。“中国和印度在技术上并不占优势。”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炜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但中国的软件业并不如制造业那样容易取得成功,”他解释说,“和印度企业相比,中国在同西方国家交流时,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印度有一定的差距,像东软刘积仁一样能上台用英语交流的人还比较少,中国有很多是隐形冠军。”
“中国人由于性格、文化原因,在外国的软件系统里往往只能做到高级的工程师,而不能做管理者。”高炜表示。
“此外印度人的营销能力的确很强。”刘积仁表示,在欧美客户面前,如果质量相等的两个产品,往往是印度的营销人员把订单赢到手。
外包竞争比的是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很在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印度HCL科技公司中国区总经理Tim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毕竟我们卖的就是‘智慧’,而且如果你能吸引到客户并维系他们,你就需要确保他们所提供数据的安全。”
由于深受西方影响,印度的知识产权法起步很早。Tim表示,印度第一部《专利法》诞生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的1856年,比中国早了100多年。
对于现在印度已经到了可以制作科技产品而非仅仅服务外包的阶段,Tim挥挥手笑言,“我们更希望做IPR,因为这样业务利润更为丰厚。”
换言之,“我们为用户提供他们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同时帮助他们对最终产品进行优化。”
Tim还对记者坦言,印度虽然以服务外包产业而闻名世界,但这并不是印度的大企业所关注的。“我们更希望提供IPR服务,以成为整个生产链的上层,在提供产品的同时,辅助客户的整个生产流程进行再造。”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高端服务外包。”Tim笑称。
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司却在饱受知识产权问题的困扰。
高炜则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中印体制大不相同。其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构成牵制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的主要议题。
作为此次全球青年领袖的代表,北京华旗资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冯军为与会代表讲述了中国成长性科技企业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困扰。
“在德国汉诺威的展览会上,一家意大利的公司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侵犯版权,只要不在他们清单上的产品肯定是非法的,”他表示,“之后他们发现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实际上华旗拥有400多个专利,他们后来则希望成为我们的代理。”
“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即使公司推出非常有创新性的产品,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不行的。因此温家宝总理也谈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贸易振兴会主席Hiroshi Tsukamoto表示。
Hiroshi Tsukamoto介绍,日本在大连已有3000家公司,在全中国则有2.1万家。
向在华日本公司发的一项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们最大的担心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Hiroshi Tsukamoto不无忧虑地表示。
他提出两点建议:“知识产权保护法应该进一步加强,换而言之,惩罚措施更严厉一些,例如中国的法律可以跟国际上的法律协调起来。”
“第二点最重要,就是执法。”他表示,执法需要检查部门和海关当局积极地配合。
美国信息产业机构驻华首席代表Greg Shea则表示,这并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国法官和美国专利及贸易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非常多的交流,态度非常认真严肃,而且很有能力,”Greg Shea表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最终需要一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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