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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lawyer@163.com中兴知识产权专利战：新势力的突围和商业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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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通讯产业硝烟弥漫，到处是战争。”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旧势力更迭，新势力遭遇旧势力的强力阻击，这是历史规律，而我们身处其中。”
信息技术产业在知识产权领域陷入混战的局面，旧势力如诺基亚、爱立信、索尼等，不断以领跑者自居，向后来者索要“买路钱”，而新势力如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则不惮威胁，不断冲破原有的藩篱。
新势力扩张的最原始方式，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大专利技术的持有量。
2012年3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刚公布的2011年全球专利申请榜单上，中兴通讯凭借2826件PCT国际专利一举超越拥有2463件专利的日本松下，跃居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一位。
但有意思的是，这足以拿出来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大书特书的榜单，在王海波眼里却有另一种解读：对一个公司来说中长期投入产出的平衡永远要考虑，而申请专利是要花钱的。全球化的专利布局，是为了经济安全和经营考虑的。
“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不关心知识产权宏观制度的社会化，在法律框架之内，知识产权无关道德，而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商业工具。”他说。
反诉第一战
从3月开始，在深圳科技南路的中兴研发楼里，知识产权项目经理的吴殿清终于可以恢复到准点上下班的工作状态了。
这是一场历时11个月的专利诉讼案。去年4月爱立信在中兴的欧洲手机销售重镇——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分别起诉中兴通讯侵犯其数项专利权。今年2月双方握手言和，同意相互撤销针对对方的所有专利侵权诉讼，并签署了全球范围内的专利交叉许可。
“这是第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反诉案子。我当时觉得很兴奋。”吴殿清告诉本报记者。
实际上这也是国内电子通信企业反诉老牌跨国企业专利侵权并且最终双方言和的第一案。在获悉成为被告的第一时间，中兴通讯当下就决定在中国提出反诉。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只有不断当被告、疲于应诉的份儿。
吴殿清表示，做出反诉决定考虑了如下原因：一是中兴对中国市场和法律环境更为熟悉，而去国外反诉成本高；爱立信不可能不要中国市场。中兴诉称爱立信在这里侵犯其基础专利，是“打蛇打七寸”。
与此同时，4月份华为在德国、法国、匈牙利起诉中兴通讯侵犯了华为的数据卡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LTE)专利。同样地，中兴通讯快速做出反应，在中国对华为提起反诉。
同时被两家国内外企业起诉，当时中兴通讯在舆论上受到了很大压力，被质疑为不遵守游戏规则。但在吴殿清看来，这就是商业工具的运用：“现在企业滥用知识产权的程度比以前高了。通讯行业就是个大蛋糕，一块唐僧肉，一堆人过来吃。”
最终跟爱立信还是回到了谈判桌前。“经过这事儿后，我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我们对知识产权的积累、对冲能力和反诉能力，不惧怕任何一家业内竞争对手。”吴殿清说。
从“随机”到“布局”
从新世纪之初不得不向高通公司交专利费，到现在的反诉顺利和解，王海波觉得中兴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发展之路，和目前的国际大牌企业都不一样。
王海波最初加入中兴的团队是法务部的知识产权科。“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做专利申请，考核的指标，就是今天挖掘了多少个‘案源’。”王海波们要与研发人员沟通，建立私人关系，配合完成一个专利申请。
这种“随机式的专利申请”表明，企业对于知识产权还没有战略布局。高通乘机而入，要求中兴通讯支付CDMA等一系列专利许可费。按照王海波的话说，中兴通讯当时被高通“经营”了一把。
2002年10月，王海波开始负责公司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规划在次年实施，中兴从单纯的专利申请扩展到知识产权的版权、商标等领域。直到2004年，“专利布局”的概念才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时期的中兴通讯悄悄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产权资产，而国际对手对此反应迟钝。王海波说：“这是中兴的一个相对平稳的内在生长阶段。”
2007年，中兴通讯的知识产权资产已经积累了庞大的体量，“专利经营”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有这么多专利了，当然要进行管理了，获取这么多资产是有成本的；其次，智力成果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而不是束之高阁。”
此时知识产权的团队在悄悄扩大，从原先的十几人增加到超过100人。各个研发部门中都有专利工程师，主导和推进专利技术的发现与申报。中兴提倡全流程的知识产权资产管理，覆盖从市场研发开始到最后专利价值的应用。
仅一年后，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这使得国际电子通信巨头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随后这些压力又通过专利诉讼直接转嫁到了像中兴通讯这类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身上。
专利许可、交叉授权、专利诉讼和贸易战，中兴通讯的知识产权部门压力陡然上升。在2006年，中兴终端决定盛装参展德国汉诺威国际通信展，开展前一天，展台的手机即被德国海关没收，原因是一家专利代理机构称中兴专利侵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NPE开始瞄上这家新型企业，在各种技术细节上千方百计收取专利费用。直到今天，这样的战争还在继续。
背后的商业考量
专利混战的背后，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性难题：电信行业要求互联互通，这意味着一个统一的标准，即私有的专利变成了公用的必要和基础，而后来者根本无法绕开；另一方面，电信设备技术高度密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不能独善其身。
这使得电信企业早就撕去道德的面纱。专利申请、布局和诉讼中的商业考量，业内心知肚明。
对于王海波的团队来说，商战从内部专利评估阶段就开始了。
“即便一项新的研发技术很好，但和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无关，就需要慎重评估进行专利申请的必要性。如果某一个算法申请了专利，不但达不到保护的目的，反而会将技术公开，这时也没有必要申请。”王海波说，而如果有些产品针对大块发达市场，那么申请专利就显得尤为必要。
对于可以申请专利的核心技术，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全方位布局。吴殿清和研发人员的交流过程，通常都是启发他们延伸自己的专利技术，比如本来仅仅在某一个部件增加的降噪装置，是否可以在其他地方应用等。
“我们需要对核心技术进行专利布局，通常是在其周围申请一定数量的专利，形成必要的专利组合。”吴殿清表示，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保护核心专利；迷惑对手，增加了对手专利被判无效的可能。
中兴目前在LTE、智能终端和云计算等未来关键技术领域方面，贯彻着这样的布局理念。
“在商业利益上，中兴每一个申请的专利都有存在的价值。”王海波表示，“无论是用来消耗对手成本，还是防御性地申请专利，都是有目的性的，没有真正所谓的‘垃圾专利’。”
这种专利布局的商战思维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兴的血液，甚至在还没有立足的美国市场，其专利部署已经开始。
掌握技术话语权是专利全球布局的目标。“未来我们的海外布局会一直持续下去，尤其在欧美战略市场，投入的专利资源十分丰厚。当然，每个10万人民币起板的专利申请高额成本，会让我们更注重海外专利战略，挑最有价值的专利去申请。”王海波表示。
叶慧珏 王坤朔 深圳报道
叶慧珏 王坤朔 深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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